卖小孩的梅姨，成了新中式恐怖的代名词

4月底，“梅姨疑似落网”登上热搜，随之迅速传播的一张画像，让梅姨走进了更多人的噩梦，“觉得她在盯着我看”。

(资料图片仅供参考)

梅姨是谁？寻子的家长们贴在街头巷尾的启事上这样描述：“今年65岁左右，身高1.5米几，脸盘较大较圆，偏胖，鼻孔外露，嘴巴较大，之前长期留短发讲粤语和客家话，曾长期在增城、紫金、惠州、韶关新丰活动。她至少联系买家贩卖了9个孩子。”

然而半个月过去了，仍未有梅姨被捕的确凿消息，一些猜测渐渐出现：梅姨真的存在吗？梅姨有没有可能是一伙人的代号？

“梅姨案”的受害人家属申军良，曾多次前往人贩子供述中梅姨活动过的地方，他十分确信：梅姨是真实存在的。并且直到现在，他仍在坚持寻找梅姨。

而在另一起儿童拐卖案件中，涉案女子同样使用“梅”作为假名，在一年多时间里，贩卖了不下180名儿童。更为可怕的是，这个化名为“梅”的女人，甚至自己也曾是拐卖案件的受害者。

社会的结构性紧张与根深蒂固的传统，将买卖儿童伪装成一桩“好事”，作为拐卖中间人，“梅姨”的轨迹，交织出了一片庞大的中国人口拐卖网络。

而“梅姨”的形象，也抽象为一个符号，与滋生罪恶的落后人口观念一起，成为令无数人毛骨悚然的中式恐怖。

成为“李梅”

2011年12月，冬日的雾气笼罩着河南漯河市的高速公路路口，一辆长途客车在这里停下。

没等乘客反应过来，几个警察就走上了大巴。车上抱着婴儿的两男两女，立刻慌张地别开脸。

事实上，警察已经在这里等候多时，正是冲着他们来的。

四个成年人，身边带了五个小孩，其中最大的一个只有两岁，另外四个都是不满月的新生儿。

“出行带小孩，怎么会一下带这么多婴儿？会不会是拐卖儿童的？”一位乘客起疑，赶在大巴经停漯河市前，给在当地当警察的朋友发去了短信。

面对警察的盘问，这两男两女一口咬定孩子都是自己生的，一块带出来，是要去走亲戚。但不对劲的是，刚才下车的时候，这些自称是父母的人，没有一个想着把不足月的婴儿带在身边。

“如果是她自己的亲生小孩，她不会把这个小孩给忘了。”警察决定把他们带回局里做DNA比对，鉴定结果证实，四个人都是人贩子。这一趟，正准备把云南买来的孩子，带去河北卖掉。

过去的长途大巴疏于核验乘客身份，是人贩子拐卖孩子常用的交通方式。

在被抓的四个人中，一个名为赵六妹的女人有两套户口。这并不罕见。上个世纪，户籍管理不够严格，很多被拐卖过的妇女都会拥有一个假户口、一段编造的身世。

但很少有被拐卖过的女人，像赵六妹这样，做起了拐卖婴儿的勾当。

赵六妹是广西人，16岁那年，因为家里穷，她到南宁打工。朋友说带她到外地赚钱，她不识字，懵懂地坐上火车，“结果一坐坐到河南来了”。下了车，等着的不是赚钱的工作，而是一个年龄大她很多的老光棍。

赵六妹被朋友卖给人家做媳妇了。

她激烈地抵抗过，也从没放下逃跑的念头。四年后，她才成功逃离，留下了一个年幼的孩子。

当时年少的赵六妹，从没想到过第一次离开家乡会是被人拐卖。

当年逃离河南后，赵六妹没有想过报警，好像被拐到异乡、被迫生下孩子，不需要什么原谅与否可言，那些日子就那么过去，也就这么稀里糊涂地继续过下去。

她回到广西老家报了个平安，就又出门到东莞打工，几年后在河北结婚并生下一儿一女。这一次，她终于有了自己的家，但生活却再度陷入窘迫。为了养育一双儿女，三十多岁时，赵六妹第三次外出打工。

2010年，赵六妹在打工途中遇到了云南人赵琴。赵琴劝她：“你帮我抱小孩吧，那个小孩是被人家扔掉的，你不可怜吗？”接着又说：“我给你钱，没事的，这不犯法。”

所谓的“抱小孩”，是指让赵六妹到云南花一笔钱，买下人贩子“抱来”的婴儿，再抱到东部平原省份的农村，找下线出手。女婴带到河北，卖两万多块；男婴带到河南，卖四五万。

“这钱这么好挣，去就去吧。”赵六妹被说动了。被拐卖的经历，似乎没有在她的生活中留下更多的痛苦，也没能让她对同处困境的人给予更多的同情。

一年的时间里，她南北往返了十六次，买卖了二十六个孩子，银行账户上有二十万进账，还有大笔的现金没存。

往来得频繁了，赵六妹跟赵琴成了结拜的姐妹，而她也在路途中认识了更多的人贩子，有云南的，也有河南的。

最终，警方通过赵六妹抓住参与拐卖儿童的人，有八百多个。面对无期徒刑的判决，她说，自己就是文化程度太低了，不知道买卖孩子犯法。

但买卖、转运孩子的几千公里中，她总是小心地藏住自己的真实姓名，对每个人说，自己的名字叫“李梅”或“周梅”。

人口市场

侯恩琢和“李梅”的丈夫是同乡，她从没怀疑过“李梅”究竟是不是一个真名。

她第一次卖“李梅”抱来的小孩，是在2010年的秋天。之前，她给了西南口音浓重的“李梅”直白的暗示：南方人重男轻女，云南那边卖女孩子的比较多，如果能够找来卖到这里，挺挣钱的。

后来“李梅”果然就把一个十来天的女婴抱到侯恩琢家里，让她帮忙找买家。侯恩琢找到了邻村相熟的红娘。听说有卖女婴的，红娘一拍大腿：两三天前，正巧有人来找她打听哪能买，而且要刚出生的，“好养熟”。

女婴很快“脱手”了，没过几天却因为检查出了心脏病被买家退回。侯恩琢把患心脏病的女婴还给了“李梅”，至于女婴后来去了哪，她并不清楚。

买家还在等着“换货”。过了两个月，“李梅”又抱来了一个女婴。交易在妇幼医院附近的红绿灯下进行。暮色遮掩下，两个女人从侯恩琢手里接过婴儿，抱去医院检查。确认没有问题后，一个人逗着怀里的孩子，另一个数给侯恩琢两万四千块现金，而后又送了五包香烟、两瓶酒、一盒点心。这些钱，侯恩琢给了“李梅”两万块，余下的，和中间做媒的人分了。

侯恩琢就这样在“李梅”和河北的红娘之间当起了掮客。一年多的时间里，通过她牵线搭桥卖出的女婴，足足有二十多个。

被捕后，侯恩琢抽泣着说：“咱们没有什么能力弄来男孩，就光是小闺女。”

在福建、河南、河北、山东等省“重男轻女”观念浓厚的农村，男孩一直是“市场需求”旺盛的“大货”。河北的不同之处在于，“小闺女”也有“市场”。当地人看来，儿子不顾家，女孩贴心，能随身照顾养老。因此，都乐意再抱个女儿。

在红娘们的走动下，“抱个孩子”的想法就着闲话家常，流通在田埂、集市和电话线上。

云南、广西、四川等西南省份，是拐卖儿童的主要“货源”地。在云南的广南县，一度出现了龙乜村这样的“贩婴专业村”。2012年前的5年间，这里有立案记录的被拐婴幼儿就有近600名，其中只有十多个找到了父母。一部分孩子，即便被解救回来，父母也因为贫困，不愿相认。

与常人的设想不同，比起暴力掳掠，全国有超过半数的孩子是被自己的亲人卖掉的。在山东，被拐卖的儿童中，72%是被亲人亲手交到人贩子手中的，而被偷被抢的，仅占1%。

“养猪娃不如养孩娃”，这在九十年代的云南某些农村是一种广泛的共识。村民们算计着，猪要花钱饲养、花精力照看，孩子一生下来就能卖。女孩两千到八千元，男孩两三万元。厚厚的一叠钞票，握在手里，远远超过了他们一年的收入。

一些“亲生亲卖”的妇女，以为孩子被送到了好人家，不必跟着自己受穷受苦。然而她们不知道，婴儿在人贩子手里不过是“货”。在转运“货物”的漫长路途中，为了不引人注目，人贩子往往会给婴儿灌下安定，也有不少婴儿被遗弃在了被拐卖的路上。

婴儿免疫脆弱，路途中缺乏照料容易患病，安定等药物会对他们的身心造成严重伤害

赵六妹的同伙就这样做过。那次，她准备将一个女婴从云南卖到河北，女婴却在半途生了重病。同伙感觉救不活了，就直接把女婴遗弃在了长沙火车站附近，任婴儿在距离人群不到百米的角落里慢慢死去。

在看守所里，赵六妹仍然坚持说，自己“抱走”的是家长不愿意要的孩子，“帮忙”找个好人家，是在做好事。

隐身的梅姨

仅用一年时间，“李梅”赵六妹就伙同八百多个人贩子，编织出一张错综复杂的农村人口贩卖关系网，最终，只有181个孩子回到了父母身边。

尽管警方已将这一案件破获，但在茫茫人海中，甚至我们的身边，还隐藏着更多“梅姨”。

广州增城十车队路口附近，一道绵长的斜坡通向依山而建的村庄。这里是另一个“梅姨”曾经居住过的地方。

寻子15年的父亲申军良，曾在这里日夜徘徊了四个多月。而那时，长大了的申聪，几乎每天都骑着电动车到附近买东西。重聚前，他们就在这条斜坡上无数次地擦肩而过。

为了找回儿子，申军良曾无数次从济南乘火车到广州/ 视觉中国 / 南方日报 张迪

2005年的冬天，梅姨从这道斜坡上走下来与人贩子张维平汇合。他们抱着当时只有一岁的申聪，顺着密集的人流走向了百米开外的增城汽车站，准备乘大巴去往紫金县，跟事先找好的买主交易。

在那之前，张维平与梅姨的合作已经持续了两年。被介绍认识的时候，梅姨是红娘，而张维平则因为拐卖儿童坐了六年牢，刚刚出狱。

红娘与人贩子，好像一对固定搭配。张维平在打工者聚居的出租房附近踩点，等找到适合下手的男孩，就与梅姨联系。梅姨物色好买家，他就动手。有时梅姨还会主动问他有没有小孩：“你尽管把孩子弄过来，男孩女孩都行。”

周边县城“延续香火”的观念格外浓重，找到想要“收养”男孩的买家也就格外轻松。包括申聪在内，九名张维平抢来偷来的男孩，都被带到这道斜坡下，被梅姨卖了出去，其中还有3个孩子至今没有任何下落。

今年4月底，申军良在新闻上看到张维平即将被执行死刑的消息，又乘上熟悉的绿皮火车前往广州，并给张维平和另一个即将被处死的人贩子周容平手写了一封信：“我想最后一次请求你们，被你们带走的钟彬、欧阳佳豪和另外一个小朋友，跪求告诉他们的下落。因为被你们带走的这3个孩子的家庭，仍然在痛苦中挣扎，最后的善良留给他们好不好？”

然而他最终未能如愿。

根据张维平的供述，警方还不足以定位梅姨，也没找到其它更有力的证据能证明“梅姨”存在。他的死，让三个孩子回家的希望，黯淡了几分。

钟彬和欧阳佳豪都是“梅姨案”中还没有被找回的孩子，被拐时分别只有一岁半和两岁半。

寻亲的家长们，把希望寄托在了另一位线索人物身上。他是梅姨曾经的情人，生活在她交易孩子的紫金县黄砂村。面对寻子心切的家长们，老人叉着腰，用急促的客家话重复着那些模糊的信息。

据老人说，梅姨和他交往的时候，称自己叫“潘冬梅”。她当时50岁上下，身高不到一米六，微胖，短发，脸型有点方，脸部颧骨微凸。她说一口客家话，“但不是紫金本地的客家话”，也会说粤语。

周边与“潘冬梅”有过交集的村民，都没有听她提起过自己的名字和老家，只记得她有段时间曾经背来一个两三岁的小女孩。那孩子的客家话口音，紫金没有人能听得懂。没过几周，他们就再也没见过那个女孩。

“一共来过我家十几次，每次都住一两个晚上就走，最长也就住了三天。”在老人的描述中，“潘冬梅”来去无踪，每次从哪里来，要往哪里去，从来不说。十年前，“潘冬梅”离开了黄砂村，再没出现过，也没有联系。

“潘冬梅”只是一个假名，最关键的身份信息，仍然是一片空白。那张根据张维平描述画出的人像，成了寻找梅姨的主要依据。

这两张梅姨的画像，左边是根据张伟平描述画出来的，右边是申军良找人重新绘制的

自2017年起，当地的公安局接到了来自国内各地的梅姨线索，经过核查后，都排除了。

画像上的妇女，看上去如此平常、如此普通，直到最近再次引发关注，仍有不少人会在看到它的第一眼，就觉得自己在前一天刚刚与梅姨擦肩而过。

这或许正是它真正的恐怖之处。

她们不是梅姨，一念之差，她们都有可能成为“梅姨”。就像赵六妹成为“李梅”那样，一个假名，几次迁移， 就足以让她们将自己隐入茫茫人海。

直到现在，这条自西部流向东部的儿童贩卖管道依然存在。腐坏的习俗沤出恶的养分，供给“梅姨”生长的土壤一直存续着，这是我们正身处其中的中式恐怖。

参考资料 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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[2] 韩景玮. (2014). 团伙两年贩卖20多名女婴 首犯二审被判无期. 大河报.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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